黄河边的中国
黄河边的中国 曹锦清 363个笔记
◆ 前言
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入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
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 上编 初入中原(1996年5月12日—6月26日)
中国的古训是:“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在聚散匆匆的“旅途朋友”间未必适用
◆ 5月13日 认识汤小平
我说,“学而优则仕”是孔老夫子的训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宋明的官谣,用金钱与女色来奖掖知识分子,实非当代的发明。如今知识分子用文凭、学历、文章来敲职称、住房、官职之门,实自古而然。
职称既有,住房已分,工资亦能养家糊口,又不想参与追逐名利,那么学问中自有清净与乐趣。打一口深井,自有清泉,有人要买,可得名利;不顾名利,也可赠人济世;若无人要,亦足可自娱。
◆ 5月14日 参观大相国寺
北方人士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客人的敬意与盛情,我只得“入乡随俗”。
管理的实质在于,尽可能地降低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以提高办事效率。中国各种组织管理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组织内部协调成本太高,因而办事效率太低。
带有私人与情感色彩的人情关系,要求我们根据亲疏远近的原则对不同人采取不同对待方式,而一切规章制度总是按“提高办事效率”的原则制定的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所关注的是此生此世,对灵魂、天国的有无向来存而不问。
◆ 5月15日 得到开封党校的协助
因为亲戚超生,要把姥爷抓去游街,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不到三十岁,我爸被拘留两周,现在看看简直真是荒唐。
从罚款到体罚;从牵牛羊搬家具到破门、毁屋;从直系亲属连保到邻里连保。然内地乡村的超生率,依然高达25~30%。
从罚款到体罚;从牵牛羊搬家具到破门、毁屋;从直系亲属连保到邻里连保。然内地乡村的超生率,依然高达25~30%。
那个时代一个镇最当红的不是镇长,而是计生委主任,完全没有标准的政策,也说不上什么是违法什么是不违法,一年几十万轻轻松松。
故为了征收到足额的超生罚款,往往放松生育控制。罚款从手段成为目的,而罚款的目的也便走向它的反面。
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农村放到“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中加以思考的话,那么能否以及如何建设一个精简、廉洁且高效的地方政府,是关涉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我们这个依然是农民占多数的民族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根本性问题。
◆ 5月16日 信步铁塔公园
老庄的道,宋明儒学的理,释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规律,便是用来奠定人间社会善恶的基石。然而,聪明的现代人不信这套说教,于是善恶标准便模糊起来了,只得用法律从外部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
微博上参与网暴的那帮人,现实生活中有几个是伸张正义的人。
人间道德实践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人们暗中都渴望作恶,但又害怕别人对他作恶,故而善恶标准只活跃在人们的道德评价中而不是落实在各自的道德实践中
人间道德实践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人们暗中都渴望作恶,但又害怕别人对他作恶,故而善恶标准只活跃在人们的道德评价中而不是落实在各自的道德实践中
无限的贪欲会使所有人失去幸福感
无限的贪欲被现代经济学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
无限的贪欲被现代经济学家视为推动生产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
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造就了我们的价值观、是非观,也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思想。
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与观念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人们生存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心理与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个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与观念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人们生存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心理与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 5月17日 包公祠断想
现在社会风气实在太坏。被毛主席消灭了的嫖娼、吸毒、拐骗、抢劫、杀人,什么都出来了。过去可以做到夜不闭户。如今,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包公至今活着,又说明包公当年所反对的腐败现象还活着。反过来说,或更准确地说,正因为地方政府中存在着腐败现象,人民怨恨难申,故希望包青天再世。包公历元明清而威望日增,既是包公的幸运,更是他的不幸。
在我们自以为摆脱了传统纠缠的变革时代,自以为进入一个全新时代的今天,猛然回头,历史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观念里、习惯行为里,甚至在用新的形式装潢起来的语言与制度里。
◆ 5月18日 在开封大学讲演——从包公现象谈传统与现代化
据云,广济寺有棵大槐树,来自山西各县的移民在此编队遣送,洪洞大槐树变成了山西移民离别故乡的启行地。如今,多数河南村民皆云来自洪洞大槐树。
只有自己内心平和才能可能平等、温柔待人,当你平等、温柔待人,内心也就能平和。也就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只有“出世”方能将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审视,所谓“寂而能照”。
只有“出世”方能将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审视,所谓“寂而能照”。
◆ 5月19日 亲临黄河
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巨龙——的原形,不就是黄河吗?它的暴怒与平静,它的任性与驯服,它的灾祸与福泽,不正是龙的性格吗?
◆ 5月21日 中原乡村调查第一站——D乡L村
村民请客吃饭,妻女不上桌,这一风俗习惯在八九十年代的江浙一带乡村似已破除,但这里依然保存着。
重男轻女的时代原因?
他们所提到的另一现象更引起我的注意:凡做村支书、村长的人,都是兄弟众多的大户人家,“他们兄弟多,势力大,村里没有人敢惹他
他们所提到的另一现象更引起我的注意:凡做村支书、村长的人,都是兄弟众多的大户人家,“他们兄弟多,势力大,村里没有人敢惹他”
◆ 5月22日 刘家年收支明细账
正好最近丰县事件闹的沸沸扬扬,从道德和伦理上,贩卖人口、强奸罪、限制人身自由等等,确实应该从重判罚,否则依法治国从何谈起?但这种情况确实不是个例,有属于那个时代特殊的背景,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前面的人太多都惩罚了谁去善后?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也不存在警示以后的问题了。所以这件事如何处理才能妥当?
直至80年代末,才从甘肃贫困山区找到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痴呆姑娘。婚后生有二女,长女七八岁,幼女二三岁。
直至80年代末,才从甘肃贫困山区找到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痴呆姑娘。婚后生有二女,长女七八岁,幼女二三岁。
户主对他家的不幸遭遇似乎一无抱怨:“老婆患病,总想治好她,虽然死了,也算对得起她了。所借之钱,慢慢还就是了。如今唯一的心愿,是让两个孩子能大学毕业,找一份好工作,不要像我这样辛苦一辈子。”
在这一轮争取家庭优势地位的竞争中的落伍者,似乎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低能,二是懒惰,三是疾病。
院前这四间新式的平房是替儿子结婚准备的。总耗资近2万,负了五千多元的债务。
又催生出了那个时代的产物,拐卖儿童。
如今许多没有男孩的农户,情愿到外地去领养男孩。我们村里就有三四例,其中两个男孩是从上海孤儿院里领来的。
如今许多没有男孩的农户,情愿到外地去领养男孩。我们村里就有三四例,其中两个男孩是从上海孤儿院里领来的。
出嫁的女儿将父母的房产留给叔伯兄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还是她的娘家,有什么事,还可以来找本家兄弟帮忙。如果她们取走了老家的房产,不是断了娘家路吗?她们有事,谁肯去帮忙呢?
城市建设费80元。拾穗费50元(学校农忙放假,要学生拾麦稻穗50斤交到学校,支援学校建设。不拾穗者,可以交钱)
◆ 5月23日 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这么多需要村干部参与的钱款,所以那时候的村支书村主任更像是吏,手机有权利、也有所谓的油水,这也是我们村里几个大家族为了争当官水火不容的问题根源。现在村支书则需要带领全村发展致富,更像是服务者。
村干部因其家实在无款可罚,也睁一眼,闭一眼),共缴“皇粮”570斤。按每百斤86元计,共缴纳490元。秋粮人均67.5斤(米),折合人民币人均101元,全家303元。 1995年疏通引黄干渠,人均缴纳15元,一家三人,共缴纳45元。
村干部因其家实在无款可罚,也睁一眼,闭一眼),共缴“皇粮”570斤。按每百斤86元计,共缴纳490元。秋粮人均67.5斤(米),折合人民币人均101元,全家303元。 1995年疏通引黄干渠,人均缴纳15元,一家三人,共缴纳45元。
农业转非农业的那个时候,开拓眼界、承担风险、增加人脉真的很重要。发展到现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从家族式的蜂窝化慢慢变成了相对独立的家庭化,也就导致父母和教育的内卷化,以后难免会发展到90后00后的完全独立的原子化,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
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中,家庭成员的智商与可资利用的外部资源,尤其是城市中的亲友关系网的有无与多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心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中,家庭成员的智商与可资利用的外部资源,尤其是城市中的亲友关系网的有无与多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不以曲直而是以亲疏论是非,是村落文化内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这一统计包含着这样一个假定:严格的一夫一妻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该地始于1988年,故1988年前出生而拥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不算超生户。
计划生育与农民负担是引发农村社会干群关系紧张的两大基本原因。
俗话说,官高一级压死人,用这层关系吓唬这些中国政权最末位的官吏,确能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这确实是他们唯一能理解并能改变他们态度的语言。
从疫情发生的时候,乡镇干部们对待外出打工人的态度,也能大概印证这一观点。不过必须承认这些年真的好多了,没人敢那么为所欲为了。
这场风波在我头脑中激起两个十分强烈的想法:一是中国乡村的行政区域,其实是各级党政官员们的独立“封地”。在“封地”的进出口处,到处树着“非经同意,不得入内”的路牌。中国自己的学者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调查,获取所需的调查资料。
这场风波在我头脑中激起两个十分强烈的想法:一是中国乡村的行政区域,其实是各级党政官员们的独立“封地”。在“封地”的进出口处,到处树着“非经同意,不得入内”的路牌。中国自己的学者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调查,获取所需的调查资料。
◆ 5月24日 “护身符”与“明白人”
这些昨天还是农民的驾驶员,发财心切,且毫无遵守交通规章制度的意识,更没有责任,生命与人权意识,路经村头路口,也不减速,一味横冲直撞,撞伤,压死了人,便逃之夭夭。”
◆ 5月25日 再访村会计
乡村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有力地促进了村民民主权利的觉醒,而这一宝贵的村民民主意识不正是防止乡村干部腐败的有力武器吗?然而,乡村民主的实践却往往遭到扼杀,这确实应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
村委的主要任务,正如一句顺口溜所说的“要粮、要钱、要命”,或说“催粮派款,刮宫流产”。
如今又发明出“亲邻连保”的办法,沿街百米之内,或一石之内(向外扔一石,以该石下落处为半径的范围之内),若有一户超生,其余各户皆受株连,替他分担超生罚款。去年,乡村干部在乡派出所武装人员的保护下进入该村,推行连保土政策,引起群情激愤,乡亲们说:“共产党说‘儿子犯法,父不抵罪’,为什么他家超生,我们也受株连,天理王法何在!?”
◆ 5月26日 谁在发家致富竞比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是如今整个社会风气变坏了。二是当官的只顾自己发财,贪污腐败。
这些警官以“妨碍公务罪”将痛哭阻留母亲的儿子与12名村民戴上手铐,拖上警车,带去关押。愤怒的村民当晚集议,选派代表到省法院上访(通过省法院的一个熟人),在省法院干预下,终于将任的儿子及村民放回。
这或许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对改变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有着更强烈的冲动
◆ 5月27日 农民与乡村民主问题
有舍才有得
知止而后能定
知止而后能定
临死方悟,不亦晚乎?然较之至死不悟者,可谓稍高一筹。
老孟说,沿海人士往海外往商场钻,中原人士往官场钻,实是殊途同归,百虑一致。皆为名利计耳。
◆ 5月28日 如何理解“三农”与地方政权之关系?
当我们在村民的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看到活跃着的“传统”时,应从两个视角去分析:一是旧习惯的残留作用。二是传统依然是他们对付生活之需的东西,换句话说,传统依然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不单纯是一种“多余、甚至是有害的残留物”。
“批判传统文化”的旗帜只有在生活方式本身已开始变化之时方起作用;而主张“保卫”或“恢复”传统文化,则表明传统已不再是生活方式的有机内容,而当传统依然是绝大多数村民生活其内的一种生活方式时,无论是“批判”还是“恢复”,基本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空谈。
◆ 5月31日 乡政府的困境
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村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内,熟人与陌生人,自己人与外人,有着一条无形但严格的界线。
这就是说村委一级存在着宗族化、地痞化的极大可能性。
所以,近10年来,整个家庭一直处于“负债经营”状态。“为了支付学杂费,大儿子背着我们卖过好几次血”。言及此,这位北方的中年汉子不禁潸然泪下
◆ 6月1日 一边修族谱一边外出打工
1.“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锯树牵牛。” 2.“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家破,不要国亡。”
尊卑有等,亲疏有别
现代化的社会学含义是否必然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原则与基础从亲情关系向以个人为中心的契约关系的转移呢?现在我们似乎还看不太清楚。
◆ 6月2日 一位普通农户的收支情况
我村人多地少,光吃自种的小麦是不够的,通常将小麦与玉米、红薯等杂粮混合着吃。条件好的以小麦为主,条件差一点的,玉米、红薯的比重占大一些。这几年反正肚皮是能填饱的。”
◆ 6月3日 难以统计的“黑孩子”
被困在认知陷阱里面的愚昧(那么迫切的想要儿子,但是没有想过如果儿子跟你一样的过一生,那要儿子有什么意义?),加上那个计划生育的扭曲执行(在有些地方都把政策当成财政来源和灰色收入一样的执行),再加上丧心病狂、没有人性的人贩子,造成了太多太多的人间悲剧。
他现年42岁,妻子40岁。15年前结婚后,妻子一连给他生了五个女孩。“我只想要一个男孩。谁知生来生去还是女孩。”他说,去年乡计划生育人员把他妻子抓到乡政府给结扎了,方死了生男孩的心。但还是东借西凑5000元,托人买了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向谁买,怎样买,我没有问。)
他现年42岁,妻子40岁。15年前结婚后,妻子一连给他生了五个女孩。“我只想要一个男孩。谁知生来生去还是女孩。”他说,去年乡计划生育人员把他妻子抓到乡政府给结扎了,方死了生男孩的心。但还是东借西凑5000元,托人买了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向谁买,怎样买,我没有问。)
“你把计划生育的道理讲到农民的心里去了。如果公社干部(在乡村,依然可以听到农民把乡政府称为公社,把村民称为社员)能到村里来开个社员大会,对农民也说上那么一番道理,他们是听得进去的。可惜,如今的干部只知道罚款。
计划生育,其实是国家发动的一场针对亿万农民生育行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实关涉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前途。
“没有人管”“没有办法”或许是村落社会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两句村民习用语的文化学含义。“没有人管”,是说“要有一个人来管他们”,“没有办法”是说他们无力通过合作协商想出一个办法,而只能靠“别人”来替他们作主。
◆ 6月4日 “能人”与“村霸”
一是下有家族势力的支持(他所谓的家族主要是同一父母的若干兄弟),二是上有乡政府的支持,三是个人的能力。
说明在中国广大乡村的行政村一级的政权与家族权相结合的一般趋向。
农村相对资源比较有限,发展自己宗族的利益难免要损害其他家族的利益,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村霸。
在若干大姓并存,或杂姓村内,容易产生第二类人物。当然,这个结论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在若干大姓并存,或杂姓村内,容易产生第二类人物。当然,这个结论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水利局的同志或被我的诚意所感动,或以为黄河故道在冬季也有一两米的水位,终于当场同意拨款
在中国的村落文化中,何以能产生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呢?(所谓德,仅指愿为村民办好事、办实事;所谓才,指有能力替村民办事。而他们的主要报酬在于村民的感激与拥戴。)
《农民帝国》里面,郭存先在带领全村致富以后,极度膨胀,最后也是一败涂地。
百分之百会垮下来!”
百分之百会垮下来!”
《营盘镇警事》里面,范大了就是那个年代最代表的能人,也是大家公认的话事人。
这种人物越是无私,越是能代表共同利益,便越能赢得村民的信赖与尊重,从而凝聚起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他的威望与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这种人物越是无私,越是能代表共同利益,便越能赢得村民的信赖与尊重,从而凝聚起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他的威望与智慧成为公共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另一方向是把“不会管事”“没有办法”的村民提高到有办法、有能力管理自身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问题是,在村民传统的生存方式没有根本变化之前,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能达到这一目标吗?
◆ 6月5日 访农民企业家蔡化幸
村民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背后,是希望子女脱离土地与农民身份的急切愿望。
◆ 6月6日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参观焦裕禄陵园
名、利,为人称之所好,世人竞逐奔走而不得休息者,为名利计耳。苦与死为人性之所恶,求生避苦,实乃世人之常情。畏死避苦,追名,逐利,即佛教所谓世俗,所谓红尘,所谓生死轮回,然市场经济却用之于自身运作的内在动力。
现实政治所能期待者,一是当官而不作恶,二是作恶即能罢免。这就是说,政治必须走民主化、法制化的现代之路。并非法治优于德治,而是德治不足凭信,唯有求助法耳。
◆ 6月9日 南街村的“能人现象”
毛泽东把整个中国当作推行理想的巨大试验场,他发动一系列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反右斗争,直到“文革”初的横扫四旧与“文革”中的批孔运动,但是否把一切传统的“旧观念、旧习惯”从亿万人民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了呢?
毛泽东的前半生,在与“阶级敌人”与“民族敌人”作战,他赢了,赢得那样灿烂辉煌;他的后半生,其实是与人作战,与人性中“利欲”与“竞比心”作战,结果他输了。改革开放,究其实质是对人性中的“利欲”与“竞比争胜欲”的默认,市场经济不正是靠着“利欲”与“竞比争胜欲”之两轮而起动、运作的吗?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中曾经说过,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把个人从他们各自所属的集体或群体中揪出来,使原集体成员相互之间变得生疏,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
关于村落传统文化,王洪彬说:“南街的农民决不是沿海一带的农民。开放意识、思想观念和沿海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都有距离。咱们南街村不少人身上始终保持着传统的思想观念。我不以为传统观念和作风都是错误的,很多东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必须继续保持与发扬。”
在由陌生人组成的市场经济社会内,只讲规则,不讲良心。“良心”一词只有在村落群体之内,才能获得它固有的意义与力量。
好人?好人值几个钱?这是前几年挺流行的文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内,人们就会问:“良心值几个钱。”良心,或是弱者的自慰,或是强者的巧饰。
在市场经济社会内,人们就会问:“良心值几个钱。”良心,或是弱者的自慰,或是强者的巧饰。
开大会、选举、定章程这套现代民主程序也输入到乡村,但村民依然无力按现代民主程序自发地形成超家庭的各种集体合作形式。
◆ 6月10日 八里桥话关帝——谈以恩报观念为中心的结合精神
当一个社会开始大力表彰某一伦理精神及具有该伦理精神的道德英雄时,说明该社会迫切需要这一精神但又缺乏这一精神。
二是在公社体制向乡镇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凡行政村一级的党政机构处于瘫痪与半瘫痪,或宗族化甚至村霸化的地区,乡村社会似乎重新回到了它的“自在状态”,各家各自为政,各家族之间恃强凌弱,恃众暴寡,贫弱无依者忍气吞声。
◆ 6月11日 竹林村的带头人——赵铭恩
乡村企业要获得资金、原料与销售市场,往往使用攀亲戚,拉关系,请客,送礼,搞回扣等等他们所熟悉且行之有效的竞争手段。在与外商的交往中,还得满足他们的生活习惯与特殊偏好,如此等等。
1986年后,他们利用越给越多的政治资源,到处为这一个“典型”的发展开绿灯,发展到如今的这个规模。赵铭恩、李淑转这两位带头人,也获得上级党政部门赠与的一顶顶荣誉桂冠,竹林村也便成了名闻全省全国的先进典型。
中国农民历来善分,分到家庭而后止,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除非出现一个能发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并能全心全意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带头人”,如南街的王洪彬、竹林的赵铭恩那样。
◆ 6月12日 谁来支付高昂的水利投资?
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
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好谈专制与民主。他们只把专制与民主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又将政治制度视为一件可以随时替换的衣服。他们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人与人之间实际结合的原则是什么,有效的结合原则应是什么,官方所倡导的伦理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发生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 6月13日 当代采风
历史长短是一个因素,但决定村落规模的根本因素一是平原村落,耕地皆在村落四周,
开封一带,水旱频仍,兵匪出没,地方治安状况历来很差。村落规模较大是为了聚村自保,共同防范土匪骚扰掳掠,这或可备一说。
此类民谣的真正制作者与主要传播者,很可能是地方官场本身。
歌谣、民谣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公众舆论倾向
或许民谣并无具体的作者,它是一种“集体创作”,一首民谣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再创作”的过程,从而形成不同版本。民谣也非实录,而是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因此,民谣所指的,与其说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
或许民谣并无具体的作者,它是一种“集体创作”,一首民谣在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再创作”的过程,从而形成不同版本。民谣也非实录,而是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因此,民谣所指的,与其说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
唐代专设“采风使”一职,四出收集民歌民谣以观地方吏治与民风,实是一种优良制度。可惜这一良法美意废之久矣
◆ 6月14日 内地的跑官、买官现象
他们用人情关系、礼尚往来维持一个非市场性质的物资与劳务交换网络。
故而“人情”既指私人间的感情,亦指一定的物品与劳务,“礼”既指一种礼仪,也指一定的物品与劳务。故在乡民社会中,有“欠你一个人情”之说,“礼”也可与“物”合称,叫做“礼物”。“人情”与“市场”虽然都承担着交换互惠功能,但在交换方式上,两者间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征。
分散经营的农户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观上无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依赖别人来认识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个“别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
农民对不合理的地方政权的一般反应模式是:一忍耐,二上告,三下跪,四揭竿而起
谁都处于人情关系网络之中,谁也摆脱不了这个网络,谁都得遵守这个网络内的行为关系准则。要划清人情与腐败的关系确实是很难的。‘人情关’确实比‘金钱关’、‘女色关’还难过啊。”
◆ 6月15日 “8·16”事件
中国历代王朝,兴而复亡,亡在何处,都是亡在内部腐败上,弄得官逼民反。我们能否逃脱这一历史宿命?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人都持悲观态度。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当然希望共产党的长治久安。但你看看周围的现实,看看这些大小官员在想什么,在干些什么,你怎么乐观得起来。
省纪委闻讯,即派人前来调查,结论是四个字:官逼民反。县里的主流意见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种意见是要查处打砸乡政府、打伤官员的为首分子。但省纪委督促甚严,市委开始干预,准备将三义寨乡党委书记、计生办主任两人调离该乡,并中止公告的执行。
◆ 6月16日 “4·28”事件
贪欲与攀比欲或是人类两大根本的欲望。以财富为贪取与攀比对象,存在一切社会之内。因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类社会的一切价值都加以货币化,故金钱成为一切社会成员贪取与攀比之物。
所谓道德,无非是用集体或社会名义来限制各社会成员的贪欲与攀比,故一切道德内,都会有一定的禁欲与平等的精神。
这样,陈留镇村民只能到邻县按市价收购棉花,并按定购价卖给国家,光这一项,增加了陈留村民共计八九百万元的负担。陈留村民都掉着眼泪到邻县去收购棉花,并按期完成棉花定购任务。看了真叫人感动
这样,在乡、县两级官场内,确实存在着把职权当商品来买卖的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政力量搞经济工程往往适得其反。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在西方社会学史上,韦伯与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人一样,主要分析的是西方社会的转型与危机。我们能否借用他们的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现象呢?
在西方社会学史上,韦伯与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人一样,主要分析的是西方社会的转型与危机。我们能否借用他们的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现象呢?
然而,当前中国人获取财富的贪欲汹涌澎湃,而获取财富的普遍动机,除生存与安全外,便是享受与消费为标志的攀比。在先行暴发富裕起来的人中,很少是通过诚实的劳动与交换的途径获取财富
在正式确立的科层机构内,充塞着各种无形的私人关系网络,在这一张私人关系网络之内,活跃着请客、送礼,请托,通关节,礼尚往来的权钱交易,以及跑官、要官与买官。这些源于村落文化与封建官场的行为方式成为涌动在正式制度之下的强大洪流。
◆ 6月17日 穷病与富病
如今的农民工,在家乡都有承包土地,依靠土地,温饱问题基本上是能解决的。在农闲时间外出打工,是在温饱问题解决后追求更多一点货币收入。他们可不是解放前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靠老板提供给他们的职业与工资为生。因此,土地承包制下的农民工与企业老板的关系与解放前的工人与老板关系是不一样的。
外地农民工在此举目无亲,更多地依赖老板,加以善待他们,报酬合理,并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是会替企业好好干的。
是先从宗教伦理内产生而后注入到经济活动中去,还是在经济活动的紧迫需要中,通过尝试——失败,再尝试——再失败,直至成功的漫长探索而逐渐积累与发展出来的呢?
原来伪劣商品对经商人员而言,意味着廉价与高回扣。廉价与高回扣是中国目前伪劣产品大肆泛滥的经济原因。中央电视台的曝光反而替他们免费做了广告。
既富之后,还有‘思淫欲’的一面。古语云:‘饱暖思淫欲。’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两个时代,如今方知,贫困会产生贫困病,富裕也会产生富裕病。这两种病相比较,贫困病好治一点,富裕病反而难治。如今贫富分化,两种病症同时发作,且相互加强,
由此联想到中国足球这十年,由恒大引领起来的金元足球,使这一批球员都变成了千万富翁,虽无德无才但身处虚假繁荣之中,难免飘飘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许家印喂下的这颗春药,中国足球恐怕要消化二十年。
贫困病好治一点,富裕病反而难治。如今贫富分化,两种病症同时发作,且相互加强,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既不在官方手中,也不在知识分子手中,而在先富者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即通过享受与攀比形成的消费标准与消费方式中
◆ 6月18日 “杞人”之忧
邓说,如果改革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产生百万富翁,那么改革便走到邪路上去了。
黑格尔说:“社会生活走着自己的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早先一批享受房地产红利的人,算是剥削最后一批接盘人的奴隶主嘛?
我们说,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进地区,走共同致富的道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将中西部地区变成廉价劳动力与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商品的销售地。这样的话,中西部地区不成了东西沿海发达地区的“殖民地”了吗?
我们说,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后进地区,走共同致富的道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将中西部地区变成廉价劳动力与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商品的销售地。这样的话,中西部地区不成了东西沿海发达地区的“殖民地”了吗?
如中国实际上采取五六十年代南美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则有可能。如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只造成若干发达的中心城市与一批暴发户阶层有能力仿效西方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那么,改革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
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
韦伯说,现代组织制度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的过程,并推动着组织内部行政效率的极大提高,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然而又说,失去人情的组织人是一种“非人化”
◆ 6月19日 村民对来访者的防范之心
古人说“居安思危”,何况天下总是有事的,说天下无事,往往是政治要求与文人出自各种需要粉饰太平的结果。再说,古之所谓天,主要指的是天道。天道者,社会道德,信仰之所寄也。道德、信仰,社会秩序之保障也。
中国的农民,对小官是又恨又怕,但对大官则尊重到迷信的程度。
◆ 6月20日 “有白馍吃,我们都心满意足了”
在年轻一代的交往中,感情的深浅似乎比血缘更重要。
全乡15个行政村,在县、乡政府的一再督促之下,都试办过各种各样的村集体企业,但或由于缺乏资金、技术或产品没销路或内部不团结等原因,皆失败。至今为止,全乡没有村办集体企业。
总之,经过初、高中教育的这代年轻村民,都感到窝在村里,守着这么一点土地是不行的。说实在的,土地只能管个肚皮,要花钱,还得找其他门路。但机会很少。
已经获得这两点认识的村民为什么会散伙呢?根本原因是他们为各自的眼前小利而随时破坏他们亲自参与制定的“游戏规则”。
对亲自参与制定的合作规则的尊重与自觉服从,或是中国村民,乃至中国人最缺乏的现代意识。缺乏这种现代意识的国民,是无法建立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
◆ 6月21日 一个值得重视的婚配现象
如今中央政策是好的,但一到下面,就给搞坏了。
看来超生比例的高低或与该地纯农户比例高低密切相关。因为此类贫困且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内,人丁兴旺依然是家庭势力的大小及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
但是所有地方的官吏恐怕没人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只会简单粗暴的执行政策,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都真的只是口号了。
总之,罚的是父母,受害的却主要是不该出生,然而已经出生了的孩子,而孩子总是无辜的。单纯罚款,对地方政府来说,既省事,又得利,然副作用实在太大。
总之,罚的是父母,受害的却主要是不该出生,然而已经出生了的孩子,而孩子总是无辜的。单纯罚款,对地方政府来说,既省事,又得利,然副作用实在太大。
在40户中,有3个妻子来自甘肃、湖北贫困山区。2个来自甘肃:一个现年43岁,痴呆;一个现年25岁,严重瘸腿。1名来自湖北,现年28岁,患精神病。类似情况,在汤庄自然村范围内还有多例。
在土地承包、各顾其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能否在教育与医疗费用方面给予此类家庭的孩子们一定的帮助与照顾。这类家庭的贫困,不仅是绝对的贫困,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绝望的贫困。
◆ 6月22日 三起纠纷
前二十年为了自己盖房娶媳妇,然后生儿子,生儿子干嘛,为了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如今孩子长大了,总得积点钱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啊。农民嘛,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
如今孩子长大了,总得积点钱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啊。农民嘛,一生积累,只为了盖房、娶亲这两件事。
说起他家的贫困,他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的终年劳累,他的让他丢尽脸面、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的“叛逃”老婆。这位几被贫困、劳累与苦闷压垮的庄稼汉不禁潸然泪下。
离开他家时,汤老师对我说:“省你几个钱搞调查吧,在农村,该救济的实在太多了。千眼、千手观世音菩萨还忙不过来呢,何况你我。”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汤乙强行破墙开路,引起一场官司。村里不敢出面调解,汤甲只得将官司打到杞县法院,但杞县法院拖延不加处理。其中缘由,不言而喻。
乡村干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专捡孤门独户,势单力薄的欺,对人丁兴旺的大家族,最多罚款,怎敢牵牛羊、搬粮食、拆房屋?至于村干部本人,他们能拿到生育指标,超生也就合法了。
看来,汤庄依然是一个中老年人的世界,一个庄稼汉的世界,虽然向非农经济渴求更多的货币收入与享受的热情已在部分青年村民心中激起,然而依然缺乏实现这一愿望的现实手段。他们向外部世界作过不少的探索与努力,但不少人由于缺乏亲友资助的外部环境而“打道回府”。只有个别青年获得成功。
◆ 6月23日 四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
什么是中原农业大县的现代化,如何引导仅有一二亩人均耕地的数千百万村民走向现代化之路,我不禁茫然起来。
参军、读书是农家子弟脱离农村与农业的两条主要途径。
农家子弟之所以参军、读书,一个基本的动机就是在县、乡行政或事业部门谋求一稳定而体面的职业或职位。
改革开放初县党政机关不过二三百人,如今少则六七百人多则千人以上。机构重叠,人员太多。
但地方主要官员的平均任期时间及回避制则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短任期制与回避制或有利于中央集权,但给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何种消极影响,我们的政治学似乎从来不研究这个问题。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白居易诗云:“急敛暴征求考课”亦今之实录也。
◆ 6月25日 再谈晋商精神与包公现象
乔家大院里,乔家的祖训是“义信利”,关羽被晋商奉为忠义君,说到底也是利益驱动的造神运动。个人感觉,历史上卫青、霍去病将军都比关二爷更能担得起武圣的称号。
或与晋商的“义中取利”的商业伦理精神有密切关系。关羽确是晋商的守护神。
或与晋商的“义中取利”的商业伦理精神有密切关系。关羽确是晋商的守护神。
因为最广大的民众,在政治上依然是“消极被动”的一群:既缺乏权利意识,更没有组织起来实施宪法本已赋予的各项政治权利。西方人争来权利就会用权利,而第三世界民众则被“赐予权利”,但没有能力使用权利。
◆ 6月26日 告别开封
大量揭露与讽喻官场的民谣恰恰来自官场本身,且官场内的大小宴席往往是传播此类民谣的重要场所。
这对于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以“大吃大喝”来犒劳自己口腹的广大中原村民来说,乡村干部经常性的“大吃大喝”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行为。
为什么官场内会产生传播揭露与讽喻自身的民谣呢?基本原因或在于官吏们从教育宣传中所接受的意识形态与他们必须如此行为的现实状况之间巨大差距与鲜明的对照。自嘲式的顺口溜多少可以在心理上弥合这一裂痕与矛盾。
◆ 下编 再入中原(1996年9月6日—11月21日)
经验事实往往与人的利益、偏见、忌讳纠缠在一起,因而往往以扭曲的形式给予调查者。如何去伪存真,由表及里,透过有限的个案分析达到本质的普遍的认识,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必须加以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的工商业及城市只有将绝大多数农业人口吸纳过来,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将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站在中西部地区来看全国,这一感受尤为真切。
◆ 9月7日 商谈第二期调查事宜
然而人均一亩左右的耕地,阻止了农业机械化与规模经营的道路;面对着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决定着农业只能继续走提高单产的道路。提高单产的关键因素在于水利建设,但水利建设的前提是有水。
◆ 9月8日 农民的“三害”之苦
改革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谁来支付这一成本呢?改革也产生了红利,谁得到改革的红利呢
据我看来,改革的成本,主要落到广大农民头上,其次是由国有企业的工人来承担。就我所熟悉的豫东地区而言,自1985年以来,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相反,在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的重压下,有所降低。
谁是改革的受益者呢?第一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主要是握有大小实权的党政官员。第二是各承包厂长、经理们。第三是私营工商企业主们。
最近几年三农政策推广起来以后,会有小麦植补,也不用交皇粮了,但是为什么农民还是收入很低很低呢?农药化肥价格掌握在谁的手里,粮食的收购价格也是被严格限制的,那其实相当于大家都懂的。
他坚持认为,内地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而非改革红利的分享者。概括起来说,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
概括起来说,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
改稻为桑的现实演绎。
小麦种不上,苹果又卖不上钱,农户只得忍痛砍树,改种小麦,弄得怨声载道。富民工程成了害民工程。
小麦种不上,苹果又卖不上钱,农户只得忍痛砍树,改种小麦,弄得怨声载道。富民工程成了害民工程。
“法律没有政策大,政策没有‘红头’大,‘红头’没有嘴巴大。”
◆ 9月10日 “富民工程”真能“富民”吗?
远自清末新政以来,县级政权机构就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总的趋势是,机构越设越多,人员越来越庞大。自改革开放以来,机构与人员增速突然加快。这在内地农业大县,已成为农民不堪重负的基本原因。
在此类传统农业县,有无继续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及大幅度提高广大村民生活水平的现实道路。倘使没有这样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只是一个神话;倘使有这样一条道路,那此路又在何处?
失败的原因,舞阳县委书记说是“原始积累不足”。确实,沿海地区从纯农业经济向工商经济的转移,虽然表现于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乡村企业,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公社时代的社队企业,追溯到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清以来的乡村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观念以及城市社会关系的积累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原始积累”。
一家四口、两个劳动力,一台四轮拖拉机加上一些辅助设备,在北方平原能耕种50到100亩耕地。若以80亩一个家庭农场计,人均耕地需20亩。这就是说,在人均一亩耕地的村,要有95%的人口脱离土地。这对于中国内地乡村来说,有这种可能性吗?
关键的一条是,广大村民从“不思进取”的“昏睡状态”中“激活”起来,千方百计寻找致富之路,原先只向农户“要钱、要粮、要命”的乡村干部,如今在新政策的影响下,想方设法帮助农户找致富项目。乡村传统文化心态的改变与干群关系的改变是“富民工程”的两项更大的“收益”
几十年后,来自舞阳的许家印,把“三敢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
敢想,要想新绝招;敢试,要试出新路;敢冒,要冒出尖子。
敢想,要想新绝招;敢试,要试出新路;敢冒,要冒出尖子。
尚未脱贫,就学富人如何花钱,完成这些工程的巨量投资从何处而来?
◆ 9月11日 升官图
他似乎没有考虑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进入香菇市场,栽培香菇所需的原材料(栗木屑)价格必然上涨,而香菇的市场价必然下跌
那个年代的人,欲望比较低,觉得能吃饱,能吃点肉,就是幸福了,高消费文化冲击以后,衣食无忧了,但还是前面说的“知止而后能定”,欲望是无法停下来的,所以幸福指数也就很低很低。
看来“温饱”与“安宁”是中国农民最重的要求,“年年有余”或说“适度富裕”是中国农民最高的理想。看来,“适度富裕”与“和谐关系”,应成为乡村小康社会的两大基本的亦是可行的目标。然而在西方与城市高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下,被激发出来的无限欲望正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是祸,是福,殊难预料。
村支书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但主要是对农户负责,决不能盲目执行不符合实际的指令,富民工程的精神,核心是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应紧紧抓住这一精神。
职权以及由职权引申出去的关系网成为县城社会生活的一个隐秘的活跃的中心。
所谓法制社会,所谓政治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将村落习俗认可的前现代化行为方式从政治过程内排除出去。这对于来自村落的官员们所组成的县、乡官场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我想,若让我在县城组织部任职一年,我或可将“传统与现代化”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实证的基础之上。
◆ 9月12日 参观小康示范村
工资意识、成本核算意识、市场意识由此而逐渐生长出来,这对传统村落与村民而言,应视为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潇洒走一回,实在很难潇洒起来。不少人到外面跑了一圈,两手空空回来。如果在村培育香菇,半年能获二三千元,谁愿外出受那份苦。”年近40岁的村支书如是说。
◆ 9月13日 糊涂的“明白卡”
“富民工程”虽然将农村经济发展的重点移到较为现实的基础之上,但背后的“急切致富,急于追赶”的观念并没有改变。
如今各县都有“四大班子”:县党委班子、县政府班子、县人大班子、县政协班子。不管理论上怎么说,实际情况是:一县的权力集中在党委,县政府只是县党委的执行班子,人大、政协,只是一种摆设而已。人大、政协班子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安插即将离退休的党政干部。
要真正地清除党政腐败,只能从政治体制上想办法。一是要大力精简机构与人员;二是要提高存留机构与人员的待遇与办公经费,包括适量的招待费;三是要杜绝行政机构搞创收,取消部门小金库。
如果一县“合理”的收入养不活那么多党、政、教人员,那么党、政、教各机构就会利用各种“不合理”的手段向农民征取。党政腐败与农民怨恨由是而起。实非道德所能劝、法律所能禁止的。
地方官吏的回避制与频繁调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古今相似。这或许说明,我们新的政治制度借以实现的政治体制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在中国的沿海城市,我看到中国现代化推进迅速可谓“突飞猛进”,然而,在内地在乡村,我看到古代现象的大量重现。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者、研究者,对如今我们所处何时、所在何地,实在感到恍惚茫然。
◆ 9月14日 访林果专业村
村民习惯于将“钱—物”的交换关系置入到一种他们熟悉的私人关系网络,并通过人情关系的保障,避免陌生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欺诈行为。
引种巨峰葡萄的人多了,价格必然下跌。所以看着别人都去种葡萄了,我就转向养鸡。
◆ 9月15日 堪忧的政绩工程
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众多忌讳与防范,或许是中国社会实证研究如此不发达的基本原因。
总之,如此低下的农民素质,如此狭小的经营规模,如此脆弱的家庭组织,要快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
县、乡干部,整日忙于事务与应酬,无暇读书与思考,也没有这个兴趣。能思考点问题的人并不多见。官场嘛,对独立思考总是很忌讳的,只需要听话与服从。
我们不仅要与贫穷落后作斗争,还要与急于摆脱贫穷落后而制定的雄伟规划及其行政压力下的蛮干作斗争,因为正是这些主观的规划与实践,耗费了我们艰难积累起来的有限资源,从而延缓了我们的实际发展速度。
◆ 9月16日 劳民伤财的度假村
东南沿海乡村企业的迅速崛起与迅猛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即人均耕地严重不足而历史地形成的向非农经济谋生的强大冲动;地利,即同时得国内与海外两大市场之便利;人和,即有大量“城市亲友关系”可资利用,为乡村企业提供人才、技术与市场。
或说,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会不会发展到如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当时还感觉不到的劳动力流失,近几年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发达地区率先发展吸引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和人才大规模落户。
为了推行乡村企业,为了开发旅游区,为了招商引资,为了城镇标准化建设,总之为了“追赶”,使得内地不少县乡处于严重的负债经营之中。
为了推行乡村企业,为了开发旅游区,为了招商引资,为了城镇标准化建设,总之为了“追赶”,使得内地不少县乡处于严重的负债经营之中。
不是从经济发达地区去照搬高发展目标与速度,而是从自己的现实条件及可能性出发制定发展目标与方法。
◆ 9月17日 一本有趣的通讯录
地家庭承包制的内在缺陷:①地块分散给农户往返劳作、机耕带来不便。②一部分农户弃农经商导致部分耕地的荒芜或粗放经营。③给水利建设的投入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与困难。④集体经济的瓦解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状态。⑤土地的频繁调整促使许多农户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
一是通过土地私有化、兼并而达到规模经营。这两种看法都将土地家庭承包制视为一种短暂的过度形态。当然,持上述观点的人只是少数。重要的是千百万农户与中央都认为,土地家庭承包制是应长期坚持的根本制度
◆ 9月18日 乡村婚俗:“压床”与“塞颗豆”
就在舞阳县城,如有桃色新闻,立即传得满城风雨。前两年,一位公司经理、一位副局长皆因有外遇,妻子大闹,而被罢官落职。
“亲”是自然血缘关系,“情”是长期交往而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
◆ 9月21日 一个走出传统封闭乡村的女性
在心理上,她们已与村落、土地与父辈传统的生活方式割断了联系,但在客观上,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在城市中寻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批“既回不了乡村”又“进不了城市”的新一代农家子弟将在何处“安身立命”?这是我所关心的一个社会问题。
◆ 9月25日 访苹果园主人
你知道现在老百姓在想什么、盼什么吗?!我坦率地告诉你吧,他们希望天下大乱!为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只有天下大乱,老百姓才有收拾这帮贪官污吏的机会。如今老百姓已被压到最低线了,再压下去就要造反了。
“在一切社会事实中,社会情绪是最重要的社会事实,因为推动人们积极行动起来的,与其说是理智,远不如说是普遍的社会情绪。
据说,女招待供的嫖客还不止70人,涉及到外县及市省的大官,连审讯人员也害怕起来。只要缴足罚款他们就把人给放掉了。
◆ 9月26日 中秋思绪
要全面而准确地收集有关农村社会的客观事实,一要受到访谈者的情绪与偏见所限,二是要受到大小“封臣”们的防范与封锁。
我们应将此起彼伏的上访上告及小规模的“聚众闹事”,视作大规模群众抗议的前兆
中国的急进知识分子与急于超赶的政治家往往被自己掀起的改革或革命及其表面的轰轰烈烈所迷惑,以为中国从此就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一个重新崛起的辉煌时代。而当表面的风暴刮过,起初的狂热开始冷却,我们往往发现并没有向前跨出多远。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还在那个地方,迫使你去承认它。从长时段来看,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那一个广大且深厚的部分很少被触动。即使把全部土地翻理一遍,它依然是土壤。
◆ 9月28日 游殷墟访袁墓
倘使商代实行奴隶制,战俘就不会用于祭祀,而是用来生产。说商人信鬼神、好祭祀因而不惜大量摧毁生产力,这是说不过去的。我想,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这一判断对于我们理解华夏文化的特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9月29日 眼睛娘娘庙
中国农村的庞大人口基数,有限的耕地,广大北方地区的严重缺水,这是限制中国农村与农业现代化,因而也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三大关键因素。
既要邓小平推行承包制所带来的自由与富裕(这个“富裕”,当然相对从前而言的),又要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清廉与社会安宁。在广大农民中间是很难听到民主与法制的现代要求的
◆ 9月30日 啼笑皆非的“流产指标”
各村超计划怀孕的人数各不相同,同村各年超计划怀孕的人数也不一样。按这个指标,我村每年得送2名孕妇去做流产手术。
该乡处邯郸到聊城公路沿线,临近公路的行政村发展起私人运输业。至于外出打工人数,各村比率很不一致。
村干部嘛,主要是执行上面任务,征钱粮,催罚款,老百姓本来就有怨气,如果村干部仗势欺人,作风粗暴,甚至从中加派渔利,那迟早有一天要出问题的。
◆ 10月1日 两种婚嫁标准
一旦砖瓦齐备,便请人起房盖屋,结婚费用往往还得向亲友借贷,婚后逐年还钱。一般来说,婚前五六年积蓄,婚后三四年还债。去年春节,本村有一青年农民结婚,鞭炮齐鸣,亲友祝贺,其母却躲在老屋的一角暗自哭泣
其中一家还有一台洗衣机,至今没有用过。我想,这台洗衣机在此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实用价值。这说明城市生活方式对乡村青年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
正是这一有形的标准所形成的无形压力,迫使一切准备结婚的男青年外出寻找新的赚钱机会。这一方面给城市带来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改善了乡村住房状况。
◆ 10月2日 “瘫痪村”
老婆被乡里抓去做了绝育手术,从此不能上班(原在肥乡县化肥厂工作),更不能下地干重活。”我问:“是否绝育手术出了问题?”他说:“那时乡卫生院设备差,医生又不负责任,做绝育手术后出毛病的,俺村里还有好几个呢。”
这位受过初中教育,又在部队生活过五年的村民,被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弄得信起“风水”来了。
到处都是围墙,到处都是封地,到处都是忌讳,到处都是防范。正是这些无形的围墙、封地、忌讳与防范把社会生活的真实裹得严严实实。一个学者的社会调查,竟像是一个刺探军事情报的特务似的,反正觉得不太光明磊落。
体验到了村民的真实感受:他们不仅生活在农民负担的重压之下,且生活在地方官吏的专横之中。
还是毛主席的那个办法管用。不搞群众运动,不搞大字报,治不住贪官污吏。只是写大字报要署真名,不能乱写
按过去那样搞法,产量肯定也会提高,说不定生活条件会更好,而且不会像现在这样,穷的穷,富的富,各人自顾自己,不管别人
乡亲们纷纷要我多留几天,多给他们讲讲这样的道理,其中两位村民竟请求我留下来做他们的村支书!
关于中国农民的一条根本性真理是:他们无力代表他们自己,因而无法将他们相同的利益通过协商合作形成共同的利益,因而需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且同时教会他们自我代表的途径与方法。
地方官员日益倾向于只代表他们自身利益而不是村民的共同利益。
◆ 10月3日 邯郸学步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位昨晚就坐在我对面的老农,是来给我送行的。他的这份真情,既令我深感不安,又令我大为感动。
◆ 10月4日 参观岳飞故里
精忠坊两侧间壁,分别嵌有“忠”、“孝”石刻大字。“忠”是维系古代政治秩序的根本原则,“孝”是维系古代家族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
◆ 10月6日 “京华”的创业之路
我只是延续了母亲的性格,把它升华到一个为集体奉献的高度
毛泽东的道德观念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一个带领村民集体致富的农民企业家,往往会滑向专横霸道的土霸王的老路上去。
千百万人追逐机会、财富、地位和享乐的欲望所汇合而成的社会生活洪流,确有着自身的流动规律。理性思维的第一任务是认识它,而不是规范它,更谈不上去阻截它。
◆ 10月7日 访“中华女杰”刘志华
这时我把她的观点概括为“用规章来制约每一个集体成员,用感情来沟通每一个集体成员”,进而又简化为:“用法对事,用情对人。
◆ 10月8日 几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其实,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一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一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村委组织的健全与否,关系十分重大,因为村委组织乃是党和政府与千百万农户的直接接触点,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的一块基石
分田单干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一是村集体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这一级基层政权组织的基础不牢靠。二是大型农田水利建设的规划与投入十分困难。三是对土地本身的投入与耕地的有效使用问题。
社会秩序混乱了,信仰没有了。就地方基层干部来说,整天忙于落实上面来的各项任务,头脑里却是茫然得很,没有一个方向,不知道整天忙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总觉得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会出大问题。
农负问题,近几年来被上级领导的讲话与新闻媒体炒得火热。仿佛农民负担的加重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又仿佛横征暴敛得来的民脂民膏,全被乡村两级干部中饱私囊,大吃大喝掉了。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
看看历史吧!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只会扩张,那会自动自愿地缩减的?!
在偌大一个古老东方大国,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确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若干“现代化之飞地
没有共同信仰的富裕,比有信仰的贫困更为可怕,这是我敢断言的。
◆ 10月9日 共同富裕与共同信仰
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共同信仰?
在当代中国,有谁真诚地相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富只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与途径呢?
共同富裕能否成为共同信仰的基础呢?
老子说过,失德后有礼,失礼后有法
就其形式来说,更多地受“上层观念”的影响;就其实际运行过程或内容来说,更多地受“下层社会”的制约。
都看得出,权力,财富与名誉,简言之名、利乃是世俗社会的本质。至于美色,乃男性之所好。至于人情关系,则颇具中国特色
◆ 10月10日 廉政与过五关
我们实行的政治体制,不是像西方民主政治那样,相互制衡,总难真正解决日趋严重的政治腐败问题。不受监督的专制集权,总有自我扩张的强劲趋势。
◆ 10月11日 一次村委换届选举
受其盛情款待的我,望着剩余的酒菜,真是感激也不是,不感激也不是
西方人讲到权利时,总讲是争的;中国人讲权利总讲给的。把政治权利给予缺乏政治权利意识的农民,这种乡村民主建设实在缺乏真正的基础。他说:“在我看来,中国的乡镇,只能采用人治与专制的老办法。
小特权者反对大特权者的牢骚与民主要求有什么相干呢?”
◆ 10月12日 一次乡基层部门的访谈
规定,乡派出所所得罚款全部上缴县公安局,再由县公安局按60%的比例返还乡派出所使用。
你们工作做得好,罚款就少;你们工作做得差,罚款就多。假如计划生育按规定彻底做好了,你们这个机构怎么生存下去?
副乡长说振兴中华重在教育,但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个钱的问题。中央把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的重任全部推给乡镇政府,这在工商经济发达的沿海乡村,问题不大。
◆ 10月13日 炙手可热的内地官场
官阶与职权既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又是财富与享受分配的标准。一个八品芝麻官的乡镇党委书记,就拥有乘专车、出入宾馆酒楼的种种特权。至于凭职权而编织起来的私人关系网络,一方面惠及亲友,另一方面也给自己和家人生活带来无限的方便。
◆ 10月14日 关于中原传统文化的五点思考
在大学里教书治学的,基本上画地为牢,挖口小井,撰文著书。超出自己的狭小专业范围,实在无知得很。”老孟说:“我们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却对黄河、黄河文化缺乏真正的研究。真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说,“治中国史的人,对古代情况似乎还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一旦进入现实,也只有一点感受与牢骚。要将古今贯通起来,实属不易。”
处于社会急速转型时期,人们对周围环境变化的最直接、最真切的反应是“感受”与“牢骚”,而不是什么“思想”与“理论”。
谈及政治腐败,贫富分化,大批职工失业,拜金主义,经济私有化诸问题,然多是一些分散且不相统属的“感觉”,牢骚多于分析,故无可记述
◆ 10月16日 经济重镇——陈留
也就是90年代开始,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推动了房价的腾飞,农村的衰败。
现行的土地承包制与城市户籍制,既不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也不利于正在发生的乡村居民的城市化过程。只要我们给在城镇拥有固定住所且较有稳定职业(或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村民自由加入城市户籍的权利,上述问题便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现行的土地承包制与城市户籍制,既不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也不利于正在发生的乡村居民的城市化过程。只要我们给在城镇拥有固定住所且较有稳定职业(或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村民自由加入城市户籍的权利,上述问题便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从村落社会走向都市社会,从村民走向公民,根据西方社会学的观点,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如果这一观点是可靠的话,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过程之中。
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听你说话,就好像磁石一样被你吸引住了。说你有宗教徒的气质吧,也不像;说你知识渊博吧,但也不能完全说明你的吸引力
调查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就是承认被调查者有知。我只不过是迫切想把自己从无知状态搞成有知罢了。面对着急速发展中的社会转型,我突然发现以往的经验与知识失去了理解现实变化的作用,从而变得十分无知与迷惘。中国社会变动太快又太大,要描述它已觉困难,更不必说理解它了。
是啊,我是什么人呢?为何要到河南来呢?自我拷问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或许是我闲得没事干,找点事干干吧。
◆ 10月17日 朱清寨村的联办企业和户办企业
他们当中不少人通过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经济自由之机会,并通过祖辈或父辈中的读书或其他机会早先进入城市的亲友们,重新“东山再起”,通过财富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地位,一洗往昔的屈辱。
“分”是中国农民最为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个源于小农经济的习惯使得各种自发的联合极其困难,即令他们意识到联合的好处时,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其实是最需要自愿联合,然而,小农经济所形成的习惯,顽强地阻碍着各种形式的自愿联合。
如开放中小城市的户籍,鼓励乡村企业向邻近城镇集中等等。从理论上讲,离地转移,一头是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另一头逐步将农户的耕地增加到规模经营的程度
◆ 10月18日 “一票否决”下地方政府的两难处境
废水直接排入惠济河,每年上缴环保部门近10万元的排污费。
看来,中央单纯用行政指令“关厂”的办法来治理日益严重的淮河污染问题是不行的。关键在于污水处理的成本问题。
如果讲演能达此目的,这在与会者的心理上必将产生一种愉悦,在认识上达到提高。一旦分散、凌乱、模糊的感觉得到理论的澄清,与会者一定会发出“啊,原来如此!”的惊叹。眼睛里、脸庞上便会流露出会意的笑容。这既是一种理论确信,又是讲演者的最高回报,否则便是“对牛弹琴”。
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
省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不给你们压任务,下指标,你们就不动;给你们压任务,下指标,你们又乱动’。
省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不给你们压任务,下指标,你们就不动;给你们压任务,下指标,你们又乱动’。
要么不动,要么乱动,言简意赅地道出了现行政治体制下,在行政管理上的两难处境。
◆ 10月19日 乡镇一级区划内的条块分割(一)
推测起来,增设机构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多安排几个人吧。在县乡各部门中,工商、税务、电力等是最有油水的,有门道的人,都把自己的亲信、子女往这些部门塞。
◆ 10月20日 乡镇一级区划内的条块分割(二)
上面制定一个法是很容易的,也可以制定得很纯、很好看,但制定法的部门并不出钱。出钱落实的是乡与村,归根到底是农户。一方面叫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又加重农民负担,弄得我们工作很难办。
政治上从专制向民主的转移,应该是与社会实际情势中的村民向公民的转移,人情向法律的转移,亲疏远近的差别对待关系向无差别的平等对待关系转移相一致的。
◆ 10月21日 访陈留镇财政所所长
在开封县19个乡镇中,陈留镇或许是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乡镇:这里的农民负担比较合理;这里的乡、村工业较为发达;这里的党政比较廉洁;这里的干部、群众都怀念他们的前任镇党委书记杨剑峰
◆ 10月22日 与黄河争地的刘店乡
“就是新任一、二把手,尤其乡镇第一把手如不能在短期内出政绩,就地免职,另用新人。”我又问:“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呢?”他说:“走马灯似的换人能有什么效果。搞农村经济,怎么在短期内就能出明显的效果呢?充其量搞些盆景,供领导们参观而已。不可能有长远打算与实事求是精神。
另一农民说:“打工归打工,地还是要种的,农民嘛,怎能让地荒着不种呢?再说别人都在播种小麦,你不种地,别人会说你懒!”
我想中国农民虽企盼清官,但对“官吏特权”通常却是默认的,甚至是羡慕的。
◆ 10月23日 刘店乡的排涝工程
中心论点是“经济市场化,必然导致村民意识的民主化,这是由经济基础决走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所决定的”。用长时段内可能发生作用的“规律”,直接用来分析短时段内的问题,极其轻率地推导结论,这是国内许多食洋不化者的通病。
左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右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横联:“清、勤、慎”。
在官吏腐败问题上,犬儒主义的冷漠与愤世嫉俗的怨恨都是无济于事的。
◆ 10月24日 坚守排洪工地的村干部
叫我们是村干部呢,又是复员军人,在这关键时刻不作出点牺牲,那怎么说得过去!”围在一起吃饭聊天的6名村干部中,复员军人竟有4名之多。据他们说村里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在部队入的党。中国的农民,军队与乡村基层干部之间,关系十分密切。
理解田野调查的艰辛与意义,心甘情愿地陪同我全程调查。知识分子,以社会良知自居,或过于狂傲自负,事实上,如今有哪一位知识分子还胆敢以“社会良知”自居?
说穿了,主要是便于官员们自己消费、享用。
◆ 10月25日 村支书的五大好处
能喝四两喝半斤,这样的干部最放心。 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不理想。 能喝辣酒(即高度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干部最保守。 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干部不能要。
◆ 10月28日 “两田制”
泌阳能,(能,指精明能干) 西平奸,(奸,指待客吝啬,做生意赚朋友的钱) 正阳实,(实,指耕地吃饭实在,待客慷慨厚道) 平舆新蔡憨,(憨,指老实到有些无能)
◆ 10月29日 新“官场现形记”
消解内部矛盾而取互利的合作,需要全体村民观念与制度上的创新。
此类检查评比,很难确定一个客观标准,各县差异,往往相差数分定优劣,奖优罚劣,黄牌警告,一票否决,全县脸面无光,更关系到领导的政治前途。评比既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那就得在态度、人情、关系与礼数上大做文章
一级地方财政养不好甚至养不活本该由它养活养好的公务人员,怎能指望他们去办好公共事务呢?这是一个历代统治者都知道的浅显道理,但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解决好这一大问题,从而成为吏治败坏的一个基本原因。
诊断病因,匹夫有责。至于治疗疾病,还望肉食者谋之。
◆ 10月31日 “信阳事件”之反思
现代经济学视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宗教家视为社会祸患及人心烦恼的总根源。
就个人而言,不能无欲无求,但人之欲求能实现者十不一二,而不能实现者常有八九。不能通过社会认可的手段而实现的欲求,向外则为盗为窃,为诈为骗,破坏社会秩序;积压于内,则为烦为恼、为苦为忧,破坏心身健康。一切宗教的根本目的,在于消除这一部分社会欲求,或将它们引导到一个无害的方向上去。这一对外维持社会秩序、对内保持心身健康的职能,实非现代法律所能承担,也非现代医学所能解决的。
“只有靠群众运动!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当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众运动更不行。如今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讲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给地方官员吃定心丸吗?地方党政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实与取消四大自由、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
◆ 11月1日 访养猪专业户
胡这十多年,先解决三农问题,再解决治安问题,基本上把积弊铲除的差不多。
农民抱怨最多的三件事:一是地方干部的腐败,二是农民负担太重,三是社会治安太差。
农民抱怨最多的三件事:一是地方干部的腐败,二是农民负担太重,三是社会治安太差。
就农业收入这一块而言,除去上缴,只能管一张嘴巴而已。凡没有农业外的收入来源,这家的日子是很难过下去的。
我是一位老党员,做了几十年的校长。我们这代人,总有个事业心,为党、为群众干点实事、好事,得到群众的支持与领导的肯定,内心也总觉得踏实。但用从前的观念与方法,根本无法对付目前的形势,真是世道大变。
我们这代人只求个问心无愧,我们干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党的事,良心上完全可以不受自我责备。
◆ 11月2日 几个共同关心的问题
中国农民已经接受并肯定土地家庭承包制,这便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介于集体耕作分配制与土地家庭私有制之间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既不能向后退也不能向前进,而必须长期坚持下去。中国当代及可预见的未来政治家们,没有谁敢动这一关涉到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稳定大局的新土地制度。
分散经营的农户更需要协商合作。地方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与工作方法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
驻马店地委书记刘某,任职5年,调换过4次县局干部。
纪检委、检察局受同级党委领导,是反腐败低效甚至无效的一个政治体制方面的根源”。他们建议:“将这两大监察组织从同级党政内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垂直的独立的监察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执行监察职能。达到防止与消除党政官员以权谋私的目标。
但我总以为,民主并不单纯是一种政治法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套用以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习惯、程序与方式。
所谓民主,就是各利益相关的独立主体通过平等协商,制定章程,选举执行监督机构来解决处理这些公共事务的程序与方法。我们也可将此类民主称之为‘社会民主’。
◆ 11月3日 走访信阳地区,商改入场方法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特”在何处?一特在行政指令,二特在模仿照搬。
◆ 11月4日 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
如果几何公理违背了人们的利益,也会被视为谬误。的确,从来就没有独立于利益与价值判断之外的“社会事实”。所谓的“历史记录”远非历史本身。要掀开各种利益与忌讳浇铸起来的沉重之盖,一睹社会事实的本来面目,谈何容易。
关于当前农村(包括城镇)的党群、干群关系,他们先引述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五六十年代是鱼水关系,八十年代是油水关系,九十年代是水火关系。
在有些农民看来,中国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不再有皇帝了,邓小平、江泽民在他们看来只是中国最大的官而已。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农民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而是政府部门威信的下降。
在各种苛捐杂税重压下的广大农民,怎么会相信地方官员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呢?面对着日趋加剧的贫富分化,怎能叫人相信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呢?老百姓们不相信,地方党政官员本身也不相信
◆ 11月5日 种不活的烟草和棉花
“今年县武装部分配给我乡的征兵名额16名,但前来报名参军的人已有100多名。”
真所谓“牵出一条绳,拉上一网鱼”。城内有亲有力者从乡村拉出一条线,由此线拉出一串、一网,是乡村人口向城市或沿海流动的最一般模式。这个由乡村而移入城市的亲友关系网,是这些入城打工者在陌生城市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倘使我们能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将这一过程详细记述下来,这将是一份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特征的典型材料(或说典型案例。)
我心里纳闷,这位做了二三年的村支书,怎能造得起这栋六七万元的楼房呢?
◆ 11月7日 “找不到对症下药的法律条文”
更难治的却是穷国而患上“富裕病”。想不通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或找到一个什么“突破口”,而一下达到高消费水平,这便是穷人所患的“富病”。如今的西方消费文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霸权文化,这种霸权文化通过电视广告的传媒,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与方式,且能改变另一个民族历史形成的感觉与审美特质,对此,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目标:一是从西方消费文化的霸权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确立起我们民族的、可行的生活价值目标,这个既具民族特色又具可行性的共同生活目标,便是邓小平倡导的“小康生活”(然后,我重新阐述“小康”的社会文化含义)。在与“国际接轨”的名义下,盲目地照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对一切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祸害,对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且十数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
为人民服务。人民是活着的上帝,是不朽的存在。将有限的、速朽的“小我”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从而达到充实、崇高与不朽。
他们心目中的民主,一是只要你不触及我与家庭的利益,对谁做官、当家并不在乎,二是一旦触及他们的利益,便上诉上告,三是将民主理解为无政府主义,谁也不能管谁,谁也管不了谁。
拥有较多山林的村委,一般都组织护林队,制定自己的处罚偷窃的土办法,这些土办法看起来是‘落后’的,但比较切合实用,而看起来先进的法律,往往迂阔疏漏,不切实用。
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
乡村干部也是人,既不见得比普通人更好一点,也不见得更坏一点。上下对他们的工作给以鼓励与肯定,他们有可能变得更好一点;如上下左右都过分地指责他们,不信任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坏一点。这种充满着猜忌与不信任的社会舆论,本身就有逼良为娼的作用啊!”
◆ 11月8日 县长谈吏治
中国历来是官管民,大官管小官,皇帝统管天下的。若推行民主政治,就得全部倒转过来,说说可以,做起来就难了。从前我上大学时,也以为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如今,自己做了官,才深感中国的政治传统,牢不可破。
◆ 11月9日 访董家草棚老妇
两兄弟都是留美博士,台湾某大学的教授,如今已退休。同是兄弟姐妹,命运的安排竟有如此不同。
◆ 11月10日 是权钱交易还是礼尚往来?
三代而下,荐举行于汉,科目盛于唐。国初,稽古并建,豪杰聿兴;布衣岩穴,咸遂观光。今也,下趋于制举,上略于旁求,竞奔之风作,而恬静之俗微。呜呼,欲士之有耻,贤之无遗,难矣哉。
权钱交易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是典型的政治腐败,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却是中国村落文化中依然盛行的“人情关系”与“礼尚往来”在政治上的自然表现。
◆ 11月11日 贷款缴钱
她们是县官场的应召女郎,专门应县重要官员之请前来替来S县检查考核工作的上级政要提供特殊招待的。
◆ 11月13日 郑州车站上的一段小插曲
他还提醒我,一不要到车站附近的录像馆去看录像,二不要去住私人旅馆。这两种地方,宰客坑人可厉害啦!我问他们是怎样宰客、坑人的,他俩面面相觑,避而不答。我疑心,车站前的擦皮鞋摊主,与那两种地方关系密切。
在全国各城镇的车站、码头似乎有一个隐秘的社会正在滋生发育之中。在这川流不息的陌生人洪流中,到处潜伏着窥伺诸色猎物的狼,专门捕获那些无知者,爱贪小便宜者,尤其是那些在陌生人世界内寻找低劣情欲的发泄者。在各大城市的近郊,会形成一圈新“贫民窟”。这既是大批农民进城的中转站,也是藏污纳垢之地。社会,确实开始如其本来的那个样子展现其自身了。
◆ 11月16日 一位丘陵山区村民的生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么个特色
农民不愿意怎么办,用行政指令去‘逼’,按照我省富民工程的说法,叫做‘逼民致富’。然而,这么一‘逼’,逼出不少怨言与适得其反的后果。
农民不愿意怎么办,用行政指令去‘逼’,按照我省富民工程的说法,叫做‘逼民致富’。然而,这么一‘逼’,逼出不少怨言与适得其反的后果。
◆ 11月18日 “南霸天”
他们想了一会,说:“还要缴纳‘不种烟’的钱,每人20元。
这个完全有可能导致中国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大难题,看来必须由中央来下决心,下大决心来加以解决。这就是说,经历若干年的经济改革之后,政治改革的任务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了。
◆ 11月19日 贫困县要争也要瞒
古代中国只有家与国两种组织形态,一切中国人首先生活在家内,其次生活在国内。故一切道德、伦理、法律的基本职能,便是维护这两类组织的内部秩序,这便是三纲五常。
我们在人们的经济活动、社会交往、政治过程、司法过程中,都能看到编织复杂的私人关系网络。随着家国传统职能的萎缩,私人关系网络及准家族组织越发活跃起来了。理性知识分子预期的个人化、平等化、契约化的民主过程似乎并未出现。这一现象应引起每一个关切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人们的高度重视。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僻处三县交界处的山地农村,竟自发组织起来建造毛泽东纪念堂,决非是对毛的单纯怀念,而是深含着对他们现实处境强烈不满的集体表示。
◆ 11月21日 中原之行圆满结束
社会科学的最高任务是尽可能深入地理解我们身处其内的社会变化及其发展方向。我们应该把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放到传统向现代化转轨的总趋势内加以审察。
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小农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平等协商精神与能力,这是千真万确的。
通过平等协商建立起来的契约组织,是承包制下的独立小农得以最终摆脱贫困落后,摆脱自然灾害的侵扰,摆脱地方贪官污吏的剥削与压迫,减少市场风险的最有效、最强大的手段。
各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用现代通行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官僚化与特权化的强大驱动力。官吏的以权谋私等权力腐败现象,仅仅是上述趋势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
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若以第一产业为主导,或说以农业,尤其是小农经济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便有可能是一个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专制集权性质的。倘使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那么这个政权有可能采取民主与法制的政体。
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毛泽东的逝世,由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之主观目的,在我看来就在于防止或抑制政权脱离并凌驾社会之上的自然趋势。
他的伟大与魄力在于此,他的失败更耐人寻味。改革开放以来,当我们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时,地方公共权力这只气球便自动地冒出水面,它与社会的关系便由“鱼水”关系发展到“油水”关系,甚至发展到“水火”关系的地步。
三大问题:一是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二是民主法制建设问题,三是中国到底向何处去?
◆ 点评
推荐 对于一个自小生活在冀鲁豫交接的农村孩子来说,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大部分还都停留在记忆里。虽然近几年因为工作、疫情的原因很少回家了,但是家乡带来的那种亲切和安心是北京再好的环境也给不了的。记忆是有温度的,记忆是有痕迹的,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小时候非常多的疑惑,为什么马路边的四五处宅子都是一家人的?为什么他们家的墙那么高?为什么亲兄弟、亲叔侄之间会因为当官而撕破脸皮甚至大打出手?回头想想,当时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把书中的内容跟我爸分享了一些,爸爸听完很平静,没有像我一样义愤填膺的批判,也没有像妈妈一样倒苦水,只是感慨现在的日子真的很好。他们这些60后,经历过三年灾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改革开放,我想真正只有到08年以后,日子才开始稍微不那么难过。短短六七十年,他们的一生也就是共和国从出生到现在,最普通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