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
# 置身事内
# 一、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 政府治理的特点
- 中央与地方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 党和政府——党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政府负责执行,但二者在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上高度重叠,很难严格区分
-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条条”关系是业务关系,“块块”关系才是领导关系,因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可以决定人事任免。
- 上级领导与协调——若是部门事务,本部门领导就可以决定;若是经常性的跨部门事务,则设置上级“分管领导”甚至“领导小组”来协调推进
- 官僚体系——官员必须学习和贯彻统一的意识形态;官员由上级任命;地方主官需要在多地轮换任职。在维持大一统的前提下,这些特点都是央地关系平衡在人事制度上的体现。
#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 外部性——影响行政区划的首要因素是“外部性”,这是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在公共场合抽烟,让别人吸二手烟,是负外部性;打流感疫苗,不仅自己受益,也降低了他人的感染风险,是正外部性。
- 规模经济——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看法,政府的核心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比如国防和公园。这类物品一旦生产出来,大家都能用,用的人越多就越划算——因为建造和维护成本也分摊得越薄,这就是“规模经济”。
# 复杂信息
- 信息与权力——衙门就像车,来办事就像坐车,当官的是骡子,我们才是车把式,决定车的方向
- 信息获取与隐瞒——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上级在提拔下级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 激励相容
- 垂直管理——到底谁是主要领导?工作应该向谁负责?假如所有领导的目标和利益都一样,激励机制就不重要。环保、水污染、工商
- 地方管理——对于更宏观的工作,比如发展经济,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地方调动各种资源。激励相容原则要求给地方放权:不仅要让地方负责,也要与地方分享发展成果;不仅要能激励地方努力做好,还要能约束地方不要搞砸,也不要努力过头。
# 招商引资
- 招商引资不仅是招商局的部门职能,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需要调动所有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的目标
- 这种“混合经济”体系,不是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和市场的简单分工模式,即政府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市场主导其他资源配置;也不是简单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而是政府及其各类附属机构(国企、事业单位、大银行等)深度参与大多数生产和分配环节的模式。在我国,想脱离政府来了解经济,是不可能的。
# 二、财税与政府行为
# 分税制改革
- 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 土地财政
-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必须先经过征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才可以用于发展工商业或建造住宅
-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基本上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 各种不平衡
- “市压县,市刮县,市吃县”现象严重,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 80%以上的转移支付都到了中西部地区,这保障了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均等化。(33)虽然目前东部和中西部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依然明显,但如果没有中央转移支付,地区差异可能更大
# 三、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 土地的魅力
- 土地资本化的魔力,在于可以挣脱物理属性,在抽象的意义上交易承诺和希望,将过去的储蓄、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前途,统统汇聚和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
- 经济发展的奥秘之一,正是把有形资产转变成为这种抽象资本,从而聚合跨越空间和时间的资源。
#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 这类投资的回报不能只看项目本身,要算上它带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说归说,这些“大账”怎么算,争议很大。
- 我国政府不但拥有城市土地,也掌控着金融系统,自然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实业投资,不可能置身事外。
- 当地的融资平台公司一般只参与前期的拆迁和土地整理。用术语来说,一块划出来的“生地”,平整清理后才能成为向市场供应的“熟地”,这个过程称为“土地一级开发”。“一级开发”投入大、利润低,且涉及拆迁等复杂问题,一般由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完成。之后的建设和运营称为“二级开发”,大都由房地产公司来做。
华夏幸福
- 华夏幸福不仅负责拆迁和平整,也负责二级开发。《财新周刊》对华夏幸福做了深度报道,称其为“造城者”,不算夸张。
- 府搞城市开发和招商引资,就像运营一个商场,需要用不同的代价引入不同的商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政府还可以把这一整套运作都“外包”给如华夏幸福之类的民营企业,让后者深度参与到招商引资的职能中来。
# 地方政府债务
- 1、将未来的土地收益资本化,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了天量资金,利用“土地金融”的巨力,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 2、地方债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能用整体数字掩盖局部风险。纵向上看,层级越低的政府负担越重,风险越高。县级债务负担远高于省级,因为县级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低,财政收入更少。横向上看,中西部的债务负担和风险远高于东部
- 3、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低,收入就低,还债就有困难。由于有地方政府背后支持,这些公司只要能还上利息和到期的部分本金,就能靠借新还旧来滚动和延续其余债务。一旦经济遇冷,地价下跌,政府也背不起这沉重的债务。
#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 1、从人数构成上看,地方官员是官僚体系的绝对主体。
- 2、经济发展是地方官的主要政绩,对其声望和升迁有重要影响。而对广大普通政府工作人员而言,职务晋升机会虽然很少,但实际收入与本地财政情况密切相关,也和本部门、本单位的绩效密切相关,这些又都取决于本地的经济发展
- 3、从长期来看,反腐败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一部分,除了专门针对腐败的制度建设之外,更为根本的措施还是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角色。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 四、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我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所以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土地、金融、国企等),不可避免会介入实业投资。由于实业投资的连续性、复杂性和不可逆性(第三章),政府的介入必然也是深度的,与企业关系复杂而密切,不容易退出。
大企业不仅是技术的汇聚点和创新平台,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产业链核心,与政府关系历来深厚复杂,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如此。
#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根据其2020年第三季度的报告,前六大股东均是北京、合肥、重庆三地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合计占股比例为23.8%
经济启示
- 现代工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很强。显示面板行业一条生产线的投资动辄百亿,只有大量生产才能拉低平均成本。因此新企业的进入门槛极高,不仅投资额度大,还要面对先进入者已经累积的巨大成本和技术优势。
- 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也会刺激技术创新。市场大,利润就大,就能支撑更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产业的集聚还会带来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促进创新。
- 强调自主创新不是提倡闭关锁国。当然没必要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况且贸易开放也是学习的捷径,和独立自主并不矛盾。(20)但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相当大一部分研发支出和技术创新均来自本土的大型制造业(非自然资源类)企业。(21)
地方政府竞争
-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广东和江浙沪发展迅猛,而合肥、成都、武汉等内地中心城市则亟待产业转型,提振经济发展,这些城市为此愿意冒险,全力投资新兴产业。京东方在合肥先后投资建设了三条生产线,吸引了大量配套企业,使合肥成为我国光电显示产业的主要基地之一。
#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2019年,我国开始逐步退出固定电价的补贴方式,实行市场竞价。而由于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规模经济,光伏度电成本已经逼近燃煤电价,正在迈入平价上网时代。2020年,海内外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股价飞涨,反映了市场对光伏技术未来的乐观预期。
经济启示
- 如果承认全球变暖事关人类存亡,那就必须发展可再生能源。即便不承认全球变暖,但承认我国传统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构成了国家安全隐患,那也必须发展新能源。
- 企业不是“人”,不会在“死”后一了百了,积累的技术、人才、行业知识和经验,并不会随企业破产而消失。一旦需求回暖,这些资源就又可以重新整合。
地方政府竞争与重复建设
- 因为投资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自由市场选择的投资水平不可能恰好适应未来需求。尤其产业投资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没下注的还可以驻足观望,但下了注的往往难以收手,所以投资水平常常不是过少就是过多。
- 如何预防:1、政策本身要设计退出机制;低效企业破产退出的渠道要顺畅。这不仅涉及产业政策,也涉及更深层次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
#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既是一种招商引资的新方式和新的产业政策工具,也是一种以市场化方式使用财政资金的探索。理解这种基金不仅有助于理解我国的产业发展,也是深入了解“渐进性改革”的绝佳范例。引导基金和私募基金这种投资方式紧密结合,所以要了解引导基金,需要先从了解私募基金开始。
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简单说来就是一群人把钱交给另一群人去管理和投资,分享投资收益。
- 制度条件。要想让财政预算资金进入风险很大的股权投资领域,必须要有制度和政策指引,否则没人敢做。
- 资本市场的发育要比较成熟。政府基金要做LP,市场上最起码得有足够多的GP去管理这些资金,还要有足够大的股权交易市场和退出渠道,否则做不起来。
- 产业条件。产业引导基金最终要流向高技术、高风险的战略新兴行业,而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样的企业才会大批出现。
制度条件
- 这些原本用于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财政资金,就必须寻找新的载体和出路,不能趴在账上。因为新《预算法》规定,连续两年还没花出去的钱,可能将被收归同级或上级财政统筹使用。
- 财政部和发改委确认了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明确了GP在收取管理费(一般按1.5%—2.5%)的基础上可以收取增值收益部分的20%,相当于承认了GP创造的价值,不再将GP仅仅视作投资“通道”
金融和产业条件
- 从企业角度看,引入政府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不仅引入了资金,也引入了能帮企业解决困难的政府资源。而从政府角度看,股权投资最终需要退出,不像补贴那样有去无回。
- 十三五”关于发展战新产业的规划也鼓励地方以产业链和创新协同发展为途径,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形成创新经济集聚发展新格局。
成绩与困难
- 成了,引导基金就是巨大的贡献;不成,就是巨大的浪费。投资的道理由结果决定,历来如此,当下言之尚早。
- 1、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目标与风险投资可能亏钱之间的矛盾 2、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 3、大批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倒闭,很多引导基金也独木难支,难有作为。 4、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的业务水平也不能落伍,也需要吸引和留住人才,所以需要在体制内调整薪酬结构
# 八、政府与经济发展
# 地区间竞争
- 第一,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地方政府就算不思进取,也不会像企业一样倒闭。政绩不佳的官员虽然晋升机会可能较少,但只要不违法乱纪,并不会因投资失败或经济低迷而承担个人损失。
- 第二,绝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有合作共赢、共同做大蛋糕的可能。而官员升迁则是“零和博弈”,晋升位置有限,甲上去了,乙就上不去。所以在地区经济竞争中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出现“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现象。
- 第三,市场和公司间的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延续性很强。但地方官员任期有限,必须在任期内干出政绩,且新官往往不理旧账,因此会刺激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拉动地区GDP数字快速上涨,不惜忽视长期风险和债务负担。
# 政府转型
- 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越大,而不是越小,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瓦格纳法则”。
-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进一退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为市场运行打造出一个基本框架和空间的问题。这需要投入很多资源,一步一步建设。
- 市场经济的形式和表现,要受到政府资源和能力的制约,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也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
-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目前的土地和户籍改革都承认了这种不可逆性。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冲击,回到乡村可能是权宜之计,但不是真正有效的长期缓冲机制。还是要在城市中建立缓冲机制,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等支出,让人在城市中安居乐业。
- “服务型”政府实质上就是投资于“人”的政府。服务业(包括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也就是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 以往依托税收之外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模式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因此要想扩大民生支出,可能需要改革税制,将税入向地方倾斜。目前讨论的热点方向是开征房产税。虽然这肯定是个地方税种,但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已经热议了多年,也做了试点,但仍未实质推进。
#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面临的问题
- 后进国家虽然有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技术的“后发优势”,但其“组织学习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当技术和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旧有的模式若不能成功转型为“探索创新模式”,就可能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发优势”可能变成“后发劣势”。
- 可行的政策不仅受既有制度的约束,也受既有利益的约束。政策方案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利益相关人和权力持有者的利益。既要提高经济效率,也要保证做决策的人或权力主体的利益不受巨大损害,否则政策就难以推行。
- 支持自由贸易的概念和理论,几乎算是经济学中最强有力的逻辑,但往往也突破不了现实利益的枷锁。只要学过经济学,都知道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能让国家整体得益。
# 七、国内国际失衡
# 两重问题
- 第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投资,相对轻民生、轻消费,导致与巨大的产能相比,国内消费不足,而消化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
- 第二: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过去20年,世界制造业中我国的占比从5%上升到28%,对应的是“七国集团”占比从62%下降到37%,而所有其他国家占比几乎没有变化。这背后不仅是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面对剧烈调整,出现贸易冲突甚至贸易战,一点也不奇怪。
#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居民高储蓄
- 国家之间储蓄率的差异,可以用文化、习惯甚至语言和潜意识来解释。可能中国人历来就是特别勤俭,舍不得花钱。孩子数量减少后,“养儿防老”的功效大打折扣,父母必须增加储蓄来养老。虽然父母会对仅有的一个孩子加大培养力度,增加相关支出尤其是教育支出,但从整体来看,孩子数量的减少还是降低了育儿支出,增加了居民储蓄。
- 首先是房价上涨,这与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推动城市化的模式密切相关。在那些土地供应受限和房价上涨快的地区,居民要存钱付首付、还按揭,储蓄率自然上升,消费下降。
- 其次,地方政府“重土地轻人”的发展模式将大量资源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上,民生支出比如公立教育和卫生支出相对不足
居民收入份额低
- 在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
- 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产能过剩
- 投资确实可以提升当下的GDP数字,但若投资形成的资产不能提高生产率、带来更高的收入,不能成为未来更高的消费,这种投资就没有形成实质性的财富,就是浪费。
- 贸易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贸易冲突的根源也往往不在贸易本身。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会直接影响到贸易总量。资源在居民、企业、政府间的不同分配格局,也会造成生产和投资相对消费的比重变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内外平衡。人们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宏观角度看,对外贸易失衡也是内部结构失衡的延续。
# 中美贸易冲突
起因
- 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飞速发展,占全球顺差的份额扩大了不少,也带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油价飞涨,中东地区顺差因此大增。
- 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支出降低,同时美国国内的页岩油气革命彻底改变了其天然气和石油依赖进口的局面,而转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油气生产国和出口国,油气的国际价格因此大跌,既降低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也降低了中东地区国际收支的顺差。
就业与政治冲击
- 失业的原因有很多,技术进步、公司管理不善、市场需求变化等。但如今不少美国人,似乎普遍认为“全球化”才是祸根,“贸易保护”才是良方。
- 而此时就算政治倾向偏中间,甚至偏克林顿的人,建议“贸易保护”的倾向也会大幅上升。这些倾向不只是说说而已,会直接影响投票结果。
技术冲击
- 虽然制造业占美国就业的比重已是个位数,但制造业依旧是科技创新之本,美国研发支出和公司专利数量的六七成均来自制造业企业
- 所以对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上没有哪个技术创新大国不是制造业大国
#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 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聚。
- 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
# 六、债务与风险
人们在乐观时往往会低估负债的风险,过多借债。当风险出现时,又会因为债务负担沉重而缺乏腾挪空间,没办法应对。
# 债务与经济衰退
- 第一,负债率高的经济中,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若债务太重,收入不够还本,甚至不够还息,就只能变卖资产,抛售的人多了,资产价格就会跳水。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 第二,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借债往往需要抵押物(如房产和煤矿),若抵押物价值跳水,债权人(通常是银行)坏账就会飙升,不得不大幅缩减甚至干脆中止新增信贷,导致债务人借不到钱,资金链断裂,业务难以为继。
# 欧美的教训
- 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但人性亘古不变,债务周期却有起有落,每一次起伏都由特定的外部因素推动,这些因素会引发乐观情绪、刺激人们借债,也会增加资金供给、为借债大开方便之门。
# 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这与“影子银行”的兴起有关。
- 若某房地产企业愿意用10%的利息借钱,银行想借,但我国严格限制银行给房企的贷款量,怎么办?银行可以卖给老百姓一个理财产品,利息5%,再把筹来的钱委托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企。在这笔“银信合作”业务中,发行的理财产品不算银行储蓄,委托给信托公司的投资不算银行贷款,所以这笔“表外业务”就绕开了对银行的监管,是一种“影子银行”业务。
- 资金在金融系统内转来转去,多转一道就多一道费用,利息就又高了一点,等转到实体企业手中的时候,利息已经变得非常高,助推了各种投机行为和经济“脱实向虚”。
- 此外,银行理财产品虽然表面上不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银行既不保本也不保息,但老百姓认为银行要负责,而银行也确实为出问题的产品兜过底。这种刚性兑付的压力加大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
化解债务风险
偿还已有债务
- 第一类是以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主流做法。低利率既能减少利息支出,也能刺激投资和消费,提振经济。
- 第二类方式是“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
- 第三类增加货币供给的做法是把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也无需支付利息,这便是所谓“赤字货币化”。
遏制新增债务
- 限制债务增长的另一项根本性措施是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债权相比,股权的约束力更强。
改革政治环境
# 五、城市化与不平衡
# 房价与居民债务
- 中国对建设用地指标实行严格管理,每年的新增指标由中央分配到省,再由省分配到地方。这些指标无法跨省交易,所以即使面对大量人口流入,东部也无法从西部调剂用地指标。
- 土地流向与人口流向背道而驰,地区间房价差距因此越拉越大。
- 房价下挫和收入下降会加大家庭债务负担,进而抑制消费。消费占美国GDP的七成,全球金融危机中消费大幅下挫,把经济推向衰退。危机前房价越高的地区,危机中消费下降越多,经济衰退也越严重,失业率越高。(11)欧洲情况也大致如此。
- 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这个重大差别可以帮助理解两国的一些基本政策,比如中国对房市的重视以及美国对股市的重视。
- 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求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变成人口流动的障碍。
#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 地方政府长期倚重投资,还会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降低劳动收入占比,对中低收入人群尤其不利。
- 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要让建设用地指标流转起来,首先是让农村集体用地参与流转。
- 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 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盾。
- 但有形资产的传承则不受这种限制,若没有遗产税,100万元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万元,100平方米的房子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平方米。
- 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的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困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骚动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 债务与风险
# 我国经济特点: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这三大“制度禀赋”源自我国特殊的历史,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 相信中国会更好。这种信念不是源于学术训练,而是源于司马迁、杜甫、苏轼,源于“一条大河波浪宽”,源于对中国人勤奋实干的钦佩。它影响了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我接受这种局限性,没有改变的打算。
上次更新: 2022/03/09, 14:17:08